自为与潜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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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为与潜能【摘要】泄密的心以主人公行为的偶然性而闻名，体现为科幻之外自治性的断裂。在爱伦坡的科外幻世界(Extro-Science)里,这种偶然是一种必然。这种狂想式逆反的效果是自为性和潜在性的极端化表现，展现出超乎时代范式的反数码化前瞻性，是对人的“亲在(Man-in-person)和“作为受害者的人类(Humankindasthevictim)的跨时代关切。【关键词】泄密的心：科外幻；反数码重构；自为；潜能一、偶然的必然：自治逻辑的断裂与科外幻世界泄密的心的奇异之处在于其科幻世界的偶然性，体现为对科幻自治逻辑的极端逆反，这种逆反实则是科外幻虚拟的终极尝试。首先是处理尸体的方法。他自信地将尸

2、体大卸八块之后藏在了地板下，以显示出自己神志清晰，沉着冷律。但这个选择与叙述者自称的事实又相互牙盾：叙述者实行被人的导火索有两个，一个是老人的眼睛令他害怕，另一个是他动手前最后一刻老人的心跳让他无比恐惧。相较于他冷血杀手的形象，可以说老人集合了他所有的恐惧。那么按照他所自称的神志清晰，那么他为何还要将恐惧的根源存放在一个他永远无法离开的阁楼？叙述者多次提到自己的听觉过度敏锐，依照虚拟因果，他更应该规避这种敏锐可能带来的风险。不论是谋杀前连续8个晚上道小慎微、极度严苛的排演，还是谋杀后冷静而不留蛛丝马迹地处理尸体，都符合他冷静理智的自我设定。而描尸时，他一反计划周详的常态，不考虑自己听觉过度敏感

3、的因素，而大胆地将尸体放在原处，无疑是超出了文本正富的因果预期。另外，结尾叙述者的突然招供也是对虚拟内部自治性的极大挑战。单看招供这个行为的本质，有两个层面：从较浅层的角度，叙述者无法忍受不绝于耳的心跳声所带来的恐惧，使得他宁可招供也不愿再承受声音的折磨。这仿佛是合乎小说内部的虚拟因果的，但他招供的那句话所吐露出的，却并非是声音所致的崩渍。联系上文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令叙述者屈溃的是警察听到声音后的假装(dissemb1ing)o在他看来，警察明明听到声音却不对他做任何表示，使得心跳声在双方的认知层面上变成了一种悬搁，这使叙述者陷入双重怀疑的裂隙中，相比于他一向所自诩的冷伸理智的因果逻辑显得格外

4、突兀；深究这种假装，另一个更为吊诡的问题浮出水面：叙述者从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就开始不断证明自身的精神健全，神志清晰。围绕“证明”二字，他讲述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描绘了杀人的冷静沉着、计划周详，流露出对自己的极端自信，甚至坡后不惜违背常态而大着胆子埋尸于地板下，主动留警察闲聊。从结果看，他极端的自信在结尾的招供过程中揭露出不自信的本质。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甚至希望警察发现尸体跳动着的心，从而证明自己的高超犯罪。招供背后的动机是确证，而这反映出叙述者内心的不自信，逆反了自洽性。最后，叙述者讲这个故事的动机是为了证明神智，但如此结局的故事却与其动机恰恰相反，证明的反而是无能，与叙述者的意图背道而

5、驰，凸显出自治性的断裂的悖论效果，使得故事的发展极富偶然性。虚拟内部自洽性的断裂形成了现实和虚拟二重逻辑的极端偶然性，使得整个故事奇诡无比，而这种偶然性背后，却有着爱伦坡暗藏的线索与路径。梅亚苏认为，传统哲学坚持的“因果律之外没有存在之可能性的观点不全面，他直言：“一个不服从任何法则的世界没有任何理由会变成在沌而非有秩序的：它当能够无差别地成为有序的或是混沌的，因为确切地说我们并不能向它强加什么。”(37)在康德所允许的科幻世界依然有理由律可循，而梅亚苏认为，在科幻之外，还有一个科外幻的世界，其中规则的不确定性、时空的偶然性都是合情合理的，本身意味着无限的必然。泄密的心虚构的正是一个奇诡的科外

6、幻世界，其中任何的偶然性都是对科学和理性的颠覆，试图通过它们的缺席使得整个故事绝对异于科幻世界。无论是他的杀人动机、杀人手段、坯是杀人后不正常的处理方法以及最后超出预期的招供，梆是感性过度敏锐的情况下产生的极端的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偶然性是必然的，是感性能力被推至极端后产生的自然因果，正如梅亚苏所说，在科外幻的世界里，一切不符合现实因果的现象都是合理而必然的。在爱伦坡的世界中，感性开启了异于现实世界的逻辑链条，而在这个逻辑链上又有不期而至的断裂，时刻带给小说以现实和虚拟二重的撕裂之感。二、自为与潜在：死亡与颠覆叙述者的痕狂与残忍无疑是人性的极端化体现。自为性指向自由,自为性的极端化确证

7、往往表现为对他人自由的剥夺与占有，正如萨特所说的憎恨心理。在憎恨中，已知体会到我的被异化的这一维是一些别人对我的实在的征服。我谋划着要消除这些征服。这就是为什么憎恨是一种阴暗的感情，即旨在消灭一个别人。（萨特，149）质言之，憎恨者之所以憎恨并报复，根源上是出于夺回自我的实体性自由的谋划。叙述者对老人的暴行，是被推到极限的憎恨和报复的结果。叙述者的憎恨来源于老人的眼睛，可以说正是老人鹰一样的眼睛洞穿了叙述者的内心，使得叙述者感到不安，无法逃避。自我向他人显现时，自我被迫反观自身，且因自我已知自身的弱点而产生的羞耻。叙述者表面上极端自信，实际上内心一直处于自我怀疑的悖论中，正是对自身的不确定性导

8、致了他面对老人的目光时不由得感到羞耻与不安，这种情绪在感性的极端化影响下终于被推到了憎恨和报复的坨步，正如他所说：每当那只眼睛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浑身的血液都会变冷。于是渐渐地,慢慢地，我终于拿定了主意要结果那老人的生命，从而永远摆脱他那只眼睛。FPOe.121）主体的自我此刻要做的，正是彻底摆脱看到自我弱点的他人，以便使自身不必再对他显现，从而终止了羞耻与不安。而要达到这一点，只能诉诸对他人自由的剥夺与存在论上的毁灭。但憎恨的主体同时还有被憎恨的诉求，一方面他自觉地谋划消灭他人，这种阴暗的感情志在必行的结果一定是他人的灭亡；但另一方面，出于不断加强自我自由的本能，他希望这种消灭一灭亡的范式能

9、够维续下去，使得自身的自由能够在你来我往中得到无休止的确证。这无疑揭示了叙述者最终会招供的真实原因，他不甘心被他消灭的他人就此消亡.反而是无可救药地听到了他死去的心脏对自己再一次的折磨，此时叙述者被憎恨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他有了再一次确证自我自由的机会。然而面对警察，他能够实现被憎恨和被报复的契机就只有被警察发觉，并直截了当地揭露出自己的罪行。在叙述者看来，最该揭露自己罪行，从而使得自己被老人憎恨得以实现的这些警察对如此明显的心跳事实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此刻叙述者的愤怒到达了极点，他招供说的那句话表明，让叙述者招供的不是对自己罪行昭然若揭的恐惧，而是对警察表现出的假装（dissemb1ing）的

10、愤怒，是对他们不配合自己实现被老人憎恨的愤怒，以至于他自己作为杀人魔鬼，却称警察为恶棍，从对理由律的作用效果看，小说充分发挥了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核心主体意志对客体的行动力，但又公然地通过对理由律的逆反而不断实现对自身的确证，通过逆反理由律而不断暴露出人的自为性对他人的毁灭性。这正是小说从背面揭露人性之后的真实意图，一方面为了引发反思：人的感性所带来的是不是理想中与神共在的大全，而恰恰是异于理想蓝图的无能与愚蠢；另一方面，感性作用下，充足理由律不堪一击，自我和他人的生命性都被投入赌注，变成了血淋淋的生命游戏，又引发了用生命和潜在性的思考。阿甘本指出，纯粹的潜在性诠释的正是无羁绊的纯粹生命，这就需

11、要悬置和清理一切意义、一切语言、一切感觉，最终得到纯粹的内在性层面，也就是人最纯粹的本真（阿甘本，13）。小说在此处以负的方法”强化了潜在的概念：人1方面应该保证自身有能力将潜在性转化为实在性，另一方面，更应该有能力不让这种转化发生，从而最终可以直面自身纯粹的内在性。叙事者的行为无异于背道而驰，首先，他的动机是与自身平日的经验相悖的，他明明敬爱那个老人，但却不可救药地萌生了杀人的邪念；其次，杀人的邪念自从产生就持续不断地催促他实现谋杀计划；最后他没能抵住因主体确证的焦急而生发出的愤怒而招供认罪。易言之，叙述者从来没有把握自身潜在性的能力，即，他没有能力使它不转变为事实。小说正是绕到潜在性的反面

12、，再次用“负的方法”发出警示：纯粹的生命是靠自我纯化而得耒的，并非极端地毁灭和消解他人的生命。总言之，负的方法下自为性与潜能性的暴露既点明了科外幻世界偶然性的根源，也为爱伦坡对人性的跨时代思考提供了支掾点，在自为性和潜在性的基础上，爱伦坡对人本身展开了进一步剖析。三、“症状”与1受害者：爱伦坡的反数码重构泄密的心对自为性和生命性的反思实则是对人，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跨时代思考。作为浪漫主义浪潮中黑暗的“异类，爱伦坡在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所谓的道德规定又起着什么效果？叙述者做的是一件超乎人类总体规约的事，可以说他一系列行动的根源就在于他极端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违反了因果律，爆发出极端的破坏效果无

13、疑是时主体性重构的深刻关切。如此的个体在爱伦坡的科外幻世界里是鲜活的，作为实在的个体，他的行为可以同时违背虚拟和现实世界的连贯性，塑造了科外幻虚拟中人的亲身存在。这种做法与法国当代哲学家弗朗索瓦拉鲁埃(Fran?OiS1arue11e)非哲学体系对数码时代的批评若合一契。在拉鲁埃看来，内在性是“亲在的人(Man-in-person)所迸发出的个体性。他的非哲学体系认为，“-是个体的直接呈现，是群活的“这一个，拒绝将人类这一集合就念放诸每个佃体身上。拉鲁埃要求的是一种极端的内在性，在这个生命被数码抽离，变成编码的时代将1一”与个体生命性直接等同，在强调生命避免“一被抽空的前提下以示对主体性之位置

14、的重构，是既特异又一般的人自身的活生生的同一性(Mu1IarkeyandSmith,43)。从这个角度看,爱伦坡的激进思考无疑超越了浪漫主义时代康德主义大旗下自由意志的内在同一，反而以个体性为实在，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内在性思考。不仅是极端的内在性，爱伦坡的思考显示出一种对“人之境况”的担忧。他的作品对传统的激进反叛实则是对浪漫主义主题固化的担忧，他担心缺乏奇异性的重复会使得时代的作品变成毫无价值的复制品，变成缺乏内涵的无意义的反复。如今，人被大量地化简为数字和代码，个体的生命性被抽离，成为内涵不足的离散点。拉鲁埃认为，人之境况11的最终解应该从极端内在的，作为“一”本身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入手，逐一

15、考察亲在的人显示出的实在的“症状”，是一种极为微观、甚至是以微观为宏观的反抗。拉鲁埃认为人是非人类学或哲学层面的，核心在于“亲在的人以及“亲在的受害者”(Victim-in-person)0这显然颠根了古希腊以来“人是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这些对人的定义(1arueIIexiv)在他看来，人是超越性的受害者”，在超越的过程中，一次次抽离生命，失去个体特征，最终走向所谓的一(1arUe1IeXiV)。他认为人不该受超越性的欺强和同一性的牵制，作为亲在的人才是真正的正义的根源，他直言：人类是不可规定的(mankindisindeterminab1e)(1arue11ex)。爱伦坡要展现的与拉鲁埃的

16、体系若合一契。一方面，爱伦坡将人的个体性推至理论极限：叙述者感性剩余、理性不足的个体，彻底脱离了传统认知模式下自由意志支配下的理想的人”的模式。以小说科外幻虚构的角度，这完全是爱伦坡合情合理的人物塑造，他要做的正是以自为性和潜在性的极端展现真实，真实呈现了活生生的个体性；另一方面，歙述者的多重“症状”在一场谋杀中显露无遗，爱伦坡将鲜活的人性亳无伪装地展现出来，以最为惨烈的方式证明传统范式对真实的、亲在的人的规约的无效性。叙述者在理性面前是无能的，面临时代所赋予的超越性的任务时痛苦地失败，最终走向犯罪和毁灭。叙述者集“器与受害者于一身，是深受超超性欺骗与规约后变形的亲在的人，实际上是作为个体的人祓迫归入人类总体范畴的悲剧。因此，泄密的心中的受害者是明暗二重的：表面上，叙述者是罪人，老人是残忍谋杀的受害者，在叙述者极端的自为性和潜在性的祭品；同时，叙述者本身才是自为性和潜在性这些超越性